奮楫揚帆正當時 ——以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為視角
來源:自流井區人民檢察院  發布時間:2018-07-02  點擊次數:7454

摘要: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關乎千家萬戶的幸福安甯,是最重要的國家利益和最大的社會公共利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機關地位、業已建立的未成年人檢察專門組織機構體系和日趨規範的工作機制使之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應當繼續立足監督主責主業,積極推動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建設。

關鍵詞:未成年人 檢察機關 司法保護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與急劇轉型的曆史時期。未成年人犯罪率總體呈下降趨勢,但尚有大量未成年人違法或嚴重不良行為的情形未被上述數據涵蓋。未成年人惡性犯罪案件仍時有發生,犯罪的低齡化、暴力性、手段成人化等趨勢值得重點關注。尤其是流動、留守未成年人犯罪,更面臨着家庭監管、社會觀護、幫教複歸等方面的諸多難題,需要未成年人司法作出積極應對。強化未成年人司法保護,不但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茁壯成長,還有利于解決未成年人問題背後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檢察機關是憲法賦權的法律監督機關,位處于前承公安機關後啟人民法院的關鍵環節,作為社會綜合治理的重要參加者,應當以執法辦案為核心,立足監督主責主業,抓住時代機遇、主動作為,勇于探索,全面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具體而言,要厘清三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以四項原則為指導,積極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社會化支持體系建設,有所作為、敢于作為、善于作為。

一、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全面司法保護的時代契機

在未成年人專門審判機關數量呈萎縮态勢、未成年人警察制度發展大為落後的當下,我國的未成年人檢察制度正處在一個充滿機遇,蓬勃發展的大好時代。30年來,在一代一代未檢人的共同努力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碩果累累,教育、挽救、感化了一大批罪錯未成年人,初步形成了符合司法規律和未成年人特點的特殊司法理念、工作機制和工作規範,專業化隊伍建設也實現了從無到有到逐步壯大,并有力推動了國家未成年人法治建設。

一是法律與司法解釋的日漸完備。從《未成年人保護法》的頒布,《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參與締結,到《刑法修正案 八》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報告義務,拓寬了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力度;《刑法修正案九》删除了嫖宿幼女罪,增加了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再到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增設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專章,可以說我國正在立法層面逐漸将“兒童權益最大化原則”、“國家親權原則”等未成年人保護的基本理念植入法律體系之中。雖然現階段的相關規定較為原則性,但也恰好為司法實踐積極開展探索提供了便利。

二是未成年人檢察專門機構的組織體系建設日益完善。設置專門機構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發展的重要組織保障,自201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設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以來,未成年人檢察專門機構基本上已貫通于四級檢察機關之中。司法實踐也培養壯大了一大批既精通法律适用,又充分儲備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相關專門知識,還具備良好的社會責任意識和較高社會工作能力的未檢專業人才。大批的未檢人從“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出發,在司法辦案中不以實現懲罰為首要目的,而以保護未成年人權益、預防再犯罪、幫教矯治為着力點和落腳點

三是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機制日趨規範。檢察機關在司法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實踐促規範,許多重要的未成年人檢察制度,包括附條件不起訴、社會調查、犯罪記錄封存等等,都是由地方檢察機關首創,不斷完善成熟後推廣至全國,最終促成了刑事訴訟法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建立。

二、現階段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司法保護三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自1980年代上海市長甯區法院、檢察院探索建立獨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專門機構以來,30餘年間,檢察機關在推動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制度方面進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是未成年人司法的獨立價值與功能未被廣泛認識和充分體現。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或者被侵害的原因不僅在于他們自身,更主要的是各種不良因素、社會管理機主缺陷和惡劣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未成年人在身心上與成年人存在明顯區别,不是“小大人”,未成年人犯罪一方面更容易矯正,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刑事追訴的不良影響而加劇惡化。正是基于未成年人身心發育不成熟、辨别是非能力弱、易沖動卻也易矯治等特點,未成年人司法強調少年宜教不宜罰,将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使之順利複歸社會作為最高價值追求。但一些司法實務部門仍以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标準來評價未成年人案件,簡單的以“小兒酌減”的方法定罪量刑,忽視了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和專業性。社會、理論和實務界都存在一些聲音,批評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依法從輕處罰是“小惡不懲、縱容大惡”,要求對未成年人犯罪加大懲處力度。最終導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所規定的方針和原則落實效果不佳,甚至陷入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就案辦案的誤區。

二是缺乏專門的未成年人司法法的特别立法。未成年法應由未成年人福利法和未成年人司法法共同構成。在我國,未成年人司法的相關規定散見于多個部門法、司法解釋和規範性文件,規定較為原則,具體操作層面的指導性不強。如在刑事實體法方面,還停留在對未成年人的懲罰比照成年人“酌減”的粗糙階段;在刑事程序法方面,更多的是未成年人特殊制度構建方面的指導性規定,如社會調查制度、幫教制度,在具體施行層面均無明确規定;又如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看似為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搭建起了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和司法保護的安全網,但一是缺乏有效的聯動機制,讓未成年人保護“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出了問題找不到”;二是缺乏制裁性規定作為保障,淪落為“沒有牙齒”的法律。

三是未成年人保護處分措施不完備。未成年人司法保護不僅僅體現在對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的嚴厲打擊和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方面。對于那些具有嚴重不良行為、有犯罪傾向以及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但是由于未到刑事責任年齡或不具備責任能力的未成年人,采取必要、有效司法處遇措施,對他們的思想和行為進行矯治和幹預,防止更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也是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現階段,我國勞動教養制度業已廢除,工讀學校大量減縮、撤并,承擔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規定的政府“收容教育”職責的機構主體不明。司法機關對于罪錯未成年人,不得不在“一判了之”和“一放了之”的兩難境地進退維谷,陷入學者所稱的“養豬困局”。也導緻社會公衆對諸如重慶摔嬰事件、幼童墜樓事件中對相關責任人的處置不力引發的不滿日漸發酵和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日益提高。

三、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具體路徑

檢察機關承擔着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事實活動的監督職責,國外少年司法中的先議權在我國為檢察機關所有,隻有檢察機關才能夠介入到偵查、審批、刑罰執行的訴訟全過程,能夠對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貫徹,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發揮關鍵作用。因此,檢察機關更應該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方面有所擔當,有所作為。具體路徑如下:

(一)堅持四項指導原則

一是堅持全面保護,綜合保護原則。在執法辦案中綜合運用懲罰、預防、教育、矯治的手段,充分保護未成年人在司法活動宏宗的相關權益。同時,還應注意引入家庭、學校、社區和政府的力量,讓更多的主題參與到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中。

二是堅持雙向保護,平等保護原則。不僅注重對涉罪未成年人的保護,同時也必須注意對未成年被害人的保護。要運用心理撫慰,情緒疏導,司法救助等多重措施維護被害人的權益。

三是堅持特殊保護,教育為主原則。在未成年人司法中檢察機關必須摒棄“以罰代教”的報應主義思維,堅持“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并将之貫徹到執法辦案的每一個環節之中。

四是堅持寬嚴相濟,注重效果的原則。對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充分适用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加強與其法定代理人的溝通交流,“以教代刑”。同時要避免一味從輕從寬,是未成年人身份成為違法犯罪行為的“保護傘”。應當做到“關愛又嚴管,寬容不縱容”,對個别犯罪情節惡劣,手段殘忍,後果嚴重的犯罪行為,應當依法予以嚴懲,展示刑事司法活動的震懾性。

(二)堅持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專業化、規範化建設

一是繼續推動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建設。從未成年人檢察的探索實踐來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實行“捕訴監防維”一體化工作機制,這并非偵監、公訴業務的簡單疊加,不僅是證據、事實、法律等具體的辦案活動,而是在傳統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法律監督的司法職能之外,承擔了幫扶教育涉罪未成年人,推動協調其他力量共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關愛未成年人的社會職能。如果沒有獨立機構保障,檢察官将被大量案件所拖累,難以有足夠的時間、精力開展教育、感化、挽救以及對被害人的精心保護。針對個别地區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的案件數量較少的情況,地市級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指定一個基層人民檢察院設立獨立機構,集中管轄,統一辦理。

二是整合未成年人檢察業務職能。未成年人檢察不以定罪量刑和定紛止争為最終目标,而是以案件事實為切入點,探究未成年人問題産生的原因,采取必要的幹預手段,改善未成年人的心理狀況、家庭教養和社會環境,幫助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重回正常軌道,呵護他們的健康成長。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訴訟領域,目前各職能分别由不同的部門履行,由于各自業務視角的差異,難以在每個案件中都充分關注未成年人利益。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或被侵害案件,常常與其民事、行政權益保護不力有關。而在司法實踐中,對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權益先期受損的檢察監督;對未成年人分管分押的刑事執行監督;對未成年人緩刑考驗期内的矯治、教育等等方面做得都還遠遠不夠。對未成年人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基本權利的保護,要求将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的業務範圍拓展到刑事執行監督、民事行政監督領域。

三是科學調整未檢工作考評标準。檢察機關現行的工作質效評價體系中,還未建立起獨立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評價機制,而是按照成人模式的體系來進行評價和界定,不能全面涵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特殊性。對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評價尺度不是僅憑辦案數量,而應評價每辦理一個案件中特殊程序是否落實,圍繞未成年人做了多少教育矯治和幫扶救助工作。

(三)堅持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建設

對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和犯罪預防是一項系統社會工程,司法是最後的手段,包括刑事訴訟中的社會調查、觀護教育、心理矯治等特殊程序、制度的落實也需要社會支持。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主體地位,使之在推動社會資源在未成年人保護中的合理配置,争取各方支持方面具備先天優勢。各地檢察機關也在推動建立由各個部門和社會組織參與的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預防的聯動機制方面開展了大量有益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探索建立廣泛的發現、報告機制,加強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犯罪的打擊力度。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犯罪案件主要分為兩大類型,一是性侵害、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搶劫、盜竊拐賣、綁架等直接侵害行為;此外,還有拒不履行法定監護職責,侵吞竊取未成年人專項救濟款物等間接侵害行為。因為未成年人認知能力、知識水平、社會經曆等存在的不足,使其成為成年人社會的弱勢群體,權益極易受到侵害,且存在發現難、發現晚的特征。探索建立廣泛的發現報告機制,呼籲全社會對于未成年人權益受侵害及時發現,及時向未成年人專門保護機構或司法機關報告,并對教師、醫生、監護人加以強制報告義務,科以不報告的制裁性後果,有利于未成年人權益被侵害案件的及時發現和處置。檢察機關應在執法辦案中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案件從快從嚴辦理,在量刑建議時争取從重處罰,設立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高壓線。斬斷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

二是探索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體系,加強對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救助力度。未成年人司法實踐中也形成了如一次詢問、監護權轉移等在内的一些專門機制,保護未成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不受“再度傷害”。但司法機關的力量畢竟有限,加強對政府部門、人民團體、社會公益組織的工作銜接,形成相應的制度,實現在案件辦理中對于有醫療需求的未成年被害人開通“綠色通道”;對有經濟困難的未成年人在優先選擇司法救助後幫助其申請民政救助;對有心理創傷難以自愈的未成年人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聘請專業人員提供心理咨詢和疏導;對有轉學、複學、就學需求的未成年人提供相應的政策便利等等切實可行的保護和救助。檢察機關在偵查階段就可以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對于刑事案件的審判、執行同樣負有監督的職責,有條件也有必要通過探索,在未成年被害人救助的需求轉介中承擔更為重要的角色。

三是探索構建對涉罪未成年人的社會幫教體系,加強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矯治力度。未成年人檢察制度在引入社會力量,開展對涉罪未成年人(包括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人被害人)的幫教矯治工作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如與婦聯、共青團、關工委合作招募失足未成年人幫教志願者,使社會力量參與到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在法定代理人無法到場時作為合适成年人參與訊問;在非羁押強制措施執行期間或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内參與觀護教育等。檢察機關需要注意對上述人員在對未成年人的信息保密,開展教育的方法舉措等方面加強培訓和引導。社會幫教機制的建立,能讓更多涉罪未成年人感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關愛,有助于他們社會适應性的重塑和順利回歸社會。

四是探索建立強制親職教育制度,以強制手段保障國家監護的實現。孩子不是父母的私産,更是國家和社會最寶貴的财富。對于因監護失職或者監護失誤導緻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或者遭受的侵害的監護人,國家應當組織專業力量對其開展包含家庭溝通、親自關系、情緒疏導等内容的親職教育課程。對于拒不接受親職教育課程、拒不履行監護職責的教養失職父母,相關司法機關可依法對其予以訓誡、警告、拘留等行政處罰。“強制親職教育”就是對監護侵害的一種預防和矯治的懲戒性措施,目的在于指導、改善和督促監護狀況和提升監護能力。同時也應當成為剝奪監護權的一個前置性程序。通過對監護失職或者監護失誤的監護人開展強制性的親職教育,督促其切實正确履行監護職責,幫助為人父母者掌握教育撫養技能,不僅是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避免其遭受犯罪侵害的現實選擇,更能有效幫助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重塑健康和諧的家庭環境、促其順利回歸社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檢察官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負着重要責任;中國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是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未成年人權益保護體系當中,“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與“國家親權原則”不能僅僅是高呼的口号,而應融入未成年人保護的點滴。檢察機關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中,不能僅将自己定義為法律的監督者和國家公訴人,而應充分發揮撬動作用,推動社會支持體系的建設,承擔起“國家監護人”的角色。大好機遇,奮楫揚帆正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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