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是父母的私産 —從李征琴案看未成年人保護
來源:自流井區人民檢察院  發布時間:2018-07-02  點擊次數:7374

摘要:9月30日,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對“南京虐童案”作出一審判決,以行為人李征琴構成故意傷害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六個月。雖然李征琴以表示要上訴,但法院對本案的判決無疑是對“南京虐童案”一個很好的司法回應,特别是對近年來媒體不斷曝光的家庭虐待未成年人事件而言。孩子是國家、社會的未來,更是被現代多數家庭奉為“上帝”。而李征琴虐童案的發生,無疑是讓人痛心的,這是被害人施某某的不幸,也是社會的不幸。自己沒有經曆庭審、無法查詢證據,控辯審三方關于證據的觀點無法置評,但是有一點無可否認,孩子不是父母的個人私産,不論是親生還是收養,隻要侵害了孩子的合法權益,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

 

關鍵詞:維護未成年合法權益    司法介入    保護隐私

 

一、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受到法律嚴格保護

對于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我國曆來十分重視,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早在1991年,我國就加入了迄今為止内容最全面、最廣泛的《未成年人權利公約》,并積極履行該公約保護未成年人權利。我國憲法第4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國家培養青年、少年、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體制等方面全面發展”。第49條規定:“……未成年人受國家的保護。父母有撫養未成年子女的義務。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未成年人”。 在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有明确的規定:“不能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人格的行為”,可以說這些規定,為我國未成年人權利保護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依據。另外,我國還專門制定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幼兒園管理條例》、《禁止使用童工的規定》、《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規定》等一大批專門針對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另外在《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婚姻法》、《繼承法》等大批法律中也寫入了對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内容。

近年來,面對媒體不斷曝光的性侵未成年人以及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監護侵權事件,我國司法部門又連續出台了《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實施意見》、《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幹問題的意見》等部門規章,進一步加大了對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力度以及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打擊力度。可以說,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之下,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受到法律嚴格保護。

 

二、家庭不是體罰虐待孩子的天堂

李征琴的辯護律師在本案辯護中談到,李征琴虐待施某某一案是家事,并以“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來诠釋公權力不應當介入家事。從私權保護的角度,李征琴辯護律師的觀點無疑是正确的,但是從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特别是在國家親權原則在我國的基本确立,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監護、教育未成年人的過程中,如果其不能或者怠于履行監護、教育職責,甚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那麼國家公權就必然會介入其中,因為國家是未成年人最終的監護人。

在我國有子女是父母私産的濃厚文化傳統,“法不進家門”、“清官難斷家務事”……可以說家庭基本上是一個獨自存在的封閉空間。父母可以在愛的光環下、教育的名義下,采取任何其認為可行的、不受限制的方式來教育、管教自己的孩子。在教育方式上,人們的腦海中依然還烙印着“黃荊棍下出好人”的“至理名言”。如2010年巫山一父親為了懲罰其女兒否認偷拿他人錢财,将其捆綁、毆打緻死。又如李征琴虐待案,施某某因沒完成李征琴布置的課外作業,遭到李某某用抓癢耙、跳繩抽打及腳踩,緻使施某某雙手、雙腳、背部大面積出現紅腫痕迹。不論在法庭上對于施某某傷情的争論如何,李征琴對施某某造成的傷害是肯定的。李征琴案被媒體廣泛關注,更被标注為“南京虐童案”,可以說該判決直接诠釋了家庭不是體罰虐待孩子的天堂。可以說,無論出于何種高尚的動機,隻要侵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即便你是他的父母一樣要受到法律制裁。正如本案公訴人所表示的那樣,李征琴為了教育孩子的良好動機不影響刑法對其采用非法行為所造成嚴重後果的評價,沒有人試圖否認李征琴對孩子的好,但是同樣的也沒有人能否認她的這次暴力毆打孩子的事實。當然,李征琴案是否需要刑法來評判是另一個值得深思和考量的問題。

 

三、父母侵害子女權益的處理

當然,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長最好的港灣,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在家庭中發生了未成年人被虐待事件,需要慎重處理,公權力的介入更需要慎之又慎。

(一)堅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文規定:“關于兒童的一切行為,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個人認為,“兒童權利最大化”原則就是要以兒童的生存與發展為主,以兒童的健康、幸福和尊嚴為先,以對兒童的有效保護為重,竭盡人财物力的最大可能,實現對兒童的優先照料、特殊保護。特别是在處理未成年人被家庭成員虐待的案件中,出發點和處理方式都必須站在未成年人的角度去思考,而不能以成人的思維。

在本案中,李光琴的辯護律師在辯護意見中抨擊公訴機關以孩子利益最大化來傷害孩子、傷害孩子深愛的母親……并以施某某在李征琴家中享有良好的物資生活條件,而回到親生父母家後物質生活條件迅速下降作為對比,表明施某某在李征琴收養下孩子是幸福快樂的。我們從新聞媒體的報道中也發現,施某某在被親生父母帶回老家後,急切的希望看到他的媽媽—李征琴,并表示在李征琴虐待他時“雖然很痛,但是不恨她……”。而我國《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第8條對于家庭暴力案件明确規定了尊重被害人的程序選擇權,而本案發展進程中,施某某及其親生父母均要求不予處理李征琴,而偵查機關、公訴機關推動本案刑事司法程序是顯然違背了施某某的意願。

(二)在司法介入過程中需要切實維護未成年人訴訟權益

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可以說在對未成年人司法權益保護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部,當然該法特别程序中更加注重的是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權益的闡述和保護。對于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保護方面,雖然法條、字數不多,但也深深的體現了權益保護的原則和内容。

在本案中,李征琴的辯護人所提到的諸多問題,需要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用心思量。一是偵查機關工作人員在詢問被害人施某某時,不依法讓法定代理人到場的問題。我國刑訴法對此有明确的規定,包括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各自對新刑訴法作出的相應解釋中均明确了再訊(詢)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證人時,應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隻有其法定代理人是同案犯或者因故不能到場的情況下才能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參與。二是鑒定人給施某某檢查傷情時不依法讓法定代理人到場。雖然對于該問題現行法律條文中沒有明确的規定,但由于未成年人其本人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外界,特别是成人社會的影響,如果沒有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合适成年人在場,讓施某某獨自一人接受檢查,勢必給其造成心理壓迫,不利于其健康成長。對于該年齡段的孩子而言,應當更加準确、細緻的把握心理成長規律,讓法定代理人到場參與更為合适。三是行政工作人員當着施某某的生母對施某某說:李征琴不是你的媽,這才是你的親媽。這無疑會給施某某造成更大的心理創傷,會讓其誤認為自己被他人所遺棄。與之生活多年的“媽媽”竟然不是親生母親,人為的給施某某和李征琴之間制造隔閡。

(三)注意未成年人隐私保護,避免造成二次傷害

未成年人的心靈是脆弱的,他們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标簽效應、異樣目光會給他們造成無盡的傷害。《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準》(北京規則)規定,“應在各個階段尊重未成年犯享有隐私的權利,以避免由于不适當的宣傳或加以點名而對其造成傷害”,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個人隐私……”

然而在本案發展過程中,“南京虐童案”被全國各大新聞媒體報道、轉載,施某某被虐打後的圖片網絡上随處可見,其親生父母、家人的照片也頻講報端。可以說因本案,施某某本人一舉成為全國“知名人物”。媒體的做法正如李光琴律師說講的那樣,隻是滿足了公衆快意恩仇的“意狠”,完全沒有考慮會給施某某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施某某在今後的成長過程中,因其是“名人”的标簽效應,難免不會遭遇周圍異樣的目光,必然會給其成長帶來傷害。正如李光琴律師所講,或許孩子沒有因“虐童”而産生心理陰影,然而網絡曝光等因素給孩子帶來的傷害會超過“虐童”本身。這裡我認為需要考慮的是,為何媒體能夠迅速得到那麼多一手的、詳實的資料?公權力在介入過程中是否嚴格履行了未成年人隐私保護的義務,司法機關以及行政機關需要反思。

四、強制親職教育

2017年10月28日,強制親職教育與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研讨會在四川成都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130多位專家學者就強制親職教育、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進行深入研讨。從研讨會中了解到,自2016年試點以來,成都共對176名涉罪未成年人、11名未成年被害人的父母開展128次強制親職教育課程。

對于多次拒不參加強制親職教育的家長,公安機關可根據情節給予警告或5日以下拘留;後果嚴重或涉嫌犯罪的,公安機關啟動立案程序。

(一)公權力間接幹預家庭監護,“監護幹預實踐創舉”

“親職教育”的概念來自于德國,意思是将父母對孩子的教育作為一項專業要求極高的職業來看待。一般的親職教育針對未婚青年與已為人父母者,為他們提供子女成長、适應與發展有關的知識,增強父母教養子女的技巧與能力,使之成為有效能父母。

“強制親職教育”意味着要強行要求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接受專業的教育指導。強制親職教育系國家公權力強制介入幹預家庭監護的一種方式,其目的不僅僅在于提升父母教養子女的技巧與能力,更在于督促監護人切實履行監護教育職責。

“從這種意義上講,建立強制親職教育機制,豐富間接幹預手段,是國家監護幹預實踐中的一大創舉。”成都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楊春禧說,通過對監護失職或者監護失誤的監護人開展強制性的親職教育,督促其切實正确履行監護職責,幫助為人父母者掌握教育撫養技能,不僅是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避免其遭受犯罪侵害的現實選擇,更是為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重塑健康和諧的家庭環境、促其順利回歸社會的必由之路。

(二)引入社會公益機構,試點一年多取得成效

據統計,2014年以來,成都範圍内涉罪未成年人與未成年被害人中,來自單親家庭、繼親家庭以及父母不和家庭的占41.6%,不與父母共同生活、脫離家庭監護的占47.6%,放任、溺愛、打罵體罰等家庭教育方式不當的占78.8%。

自2016年起,成都市檢察機關在全國範圍内率先探索開展強制親職教育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研讨會上,已和成都市檢察院在強制親職教育方面合作兩年的成都雲公益發展促進會相關負責人說,“強制親職教育是一種間接幹預手段,不僅不會使未成年人脫離家庭監護、割裂親子情感依附,反而能夠改善親子關系、增進家庭監護。同時,強制親職教育也是一種幹預程度相對較低的監護幹預,這種教育方式不同于一般的 家長課堂 式的親職教育,通過強制親職教育督促監護失職或失誤導緻子女違法犯罪或者遭受侵害的監護人,切實履行監護職責。”

據了解,對于拒不接受強制親職教育課程、拒不履行監護職責的教養失職父母,會同有關部門依法對其予以訓誡、警告、拘留等行政處罰,強制其接受親職教育課程、正确履行監護職責。

(三)多次拒不接受,家長将被警告拘留

2016年以來,成都共對176名涉罪未成年人、11名未成年被害人的父母開展128次強制親職教育課程。

“對于拒不參加強制親職教育的家長,我們分成三個步驟:一是首次通知不來的家長,公安給予訓誡;二是多次通知不到場的,公安依據《未成年人保護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給予警告或5日以下拘留;三是後果嚴重或涉嫌犯罪的,公安啟動立案程序,檢察院進行立案監督。”成都市檢察院相關負責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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